叙事复兴：新闻权威的专业重建
一、权威构成及失灵
新闻权威研究的开创者巴比·泽利泽定义：新闻权威“是记者将自己提升为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的真实事件的发言人的能力”。两个要点：权威是记者，广义为媒体，更广义为新闻界；权威的核心含义是可信，是公众对报道的信任。
（一）叙事可信性
泽利泽认为：新闻权威通过叙事而实现，要从报道的话语实践中寻找新闻权威的根基。信任（trust）来源于双方，可信任（trustworthiness）来源于单方。新闻权威的媒体来源，是叙事可信性。
这挑战新闻界一个长期假设：新闻报道事实，受众对事实起反应。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指出，假设人类行为是为了回应纯粹客观的事实，根本就错了。
“我不相信事实总是直白地摆在所有人的面前。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行事风格，从我们对感知、记忆和思考的研究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的真实世界更像是精心打磨而成的橱柜，而不是无意中偶然发现的原始森林。”
这话说在“后真相”之前，简直是对其基本含义“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的准确预言。为何新闻界如此假设？因为媒体长期垄断信息，你说的事实别人不知道，哪怕讲“原始森林”，公众也只好相信。当媒体不能垄断信息，人人是传播者，事实起作用的心理机制就突出了，“原始森林”就“只有相对小的影响”了。布鲁纳的所谓“橱柜”，是强调叙事对事实的精心打磨。
远在布鲁纳之前，新闻界就重视叙事。迈克尔·舒德森指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于大报而言，‘讲好故事’比报道事实更重要”。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新闻业要实现“审美”功能，证据是“记者一般是被派出去采集故事，而不是收集事实”。
重视叙事，还因为一批记者与作家的双栖大师，像查尔斯·狄更斯、马克·吐温、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等，把叙事技巧用于报道，赢得众多喝彩，带动一时风气。因而，泽利泽论新闻权威的核心是叙事可信性，既有多学科的文献—学理依据，更有近两百年的报道—史实证明。
（二）信息可信性
叙事可信是新闻权威的根本，但揆诸历史，新闻权威还有信息可信的很长现实。舒德森概括有两种新闻模式：“故事”和“信息”。早期的“报道事实”，逐渐发展为“传递信息”，按教科书的说法：新闻事实的实质是信息。很长时间，新闻权威双翼，即叙事可信性与信息可信性。
双翼发展不平衡，信息翼迅速壮大，因为全球大动荡。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上台，风云紧急；20世纪40年代前半截“二战”，后半截“冷战”……都急需传递信息。一翼膨胀，另一翼则萎缩。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慨叹：“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他归罪新闻界，“消息的广泛播扬是这种状况的祸首。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事裨益讲故事的艺术，差不多一切都促进消息的传播”。
重信息、轻故事有社会需求，还有媒体的经济动机。一是时效。传递信息快，讲故事慢。二是技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讲故事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门手艺。三是市场。信息市场大，故事市场小。四是成本。讲故事人工成本更高。于是，信息成了媒体—社会交易所中成长最快的股票。
本雅明论信息的风险，根本没引起重视。“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完全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这是个天才比较！其含义，要到“信息过剩”才清楚。
（三）权威失灵内因
信息热胀、叙事冷缩继续，愈来愈推崇“只说事实”或“信息干货”。20世纪50年代中期，“官僚化、统一性和‘这不是新闻’规则已经把叙事故事赶出北美新闻报纸。它只在美国文化的几个角落里幸存”。叙事可信性的权威，被新闻界自殒了！其突出表现就是：叙事匮乏、故事贫乏。
信息可信性的权威呢？1960年代又是全球大动荡，同时进入信息社会，叙事匮乏，信息愈来愈独尊。然而，成败萧何。正因为信息社会，信息短缺很快转向信息过剩，你提供过剩——供过于求的产品还想有权威？1970年代，信息权威开始失灵，最早在美国，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下降。进入21世纪，全球加速失灵。
不光信息过剩，这过剩市场还挤进更多的生产者。当前信息生产和传播有四大主体：UGC（用户生产内容）、OGC（职业生产内容）、MGC（机器生产内容）和PGC（专业生产内容）。新闻媒体（PGC）之外，蓦然崛起其他三大主体。
媒体传递信息的时效、技术、市场、成本等传统优势，对其他主体，通通反转成劣势。时效快，你快得过机器人？技术新，你新得过原生新媒体？市场再大，你没有竞争优势也占不了；节省成本，本雅明说“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
信息“昙花一现”的特征，从根本性质上与新闻权威南辕北辙。但当信息短缺你又有竞争优势，不断开出独家的昙花，你就有信息权威。但环境变化，昙花一现暴露天生弱点。昙花遍地都是（信息过剩），你又没人家现得快、现得多、现得好（竞争劣势），你的昙花已不能让受众惊艳，“一现便荡然无存”，原有权威必然失灵，这是内因。
还有两大环境外因加速失灵。一是信源去媒体化。你媒体只不过是传递信息的中介，我不要你这个中介。上有特朗普的“推特治国”，下有新闻当事人的网络发声，还有无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自媒体喇叭。二是虚假信息泛滥。新闻不是现实，新闻是对现实的非虚构叙事，与虚假信息势不两立。如果新闻叙事匮乏，谣言叙事生动，新闻信息就斗不赢谣言。叙事可信权威的失灵，加速信息可信权威的衰落，两者交缠下坠。
（四）重建专业权威
社会学家阿伯特将专业与工作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是专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控制权。同一工作领域，共存多个专业，构成一个生态系统，不同的专业为管辖权而相互竞争。
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是新闻专业的核心管辖领域，迄今没受到其他专业的正面挑战，反而，经常受到致敬，不是口头，而是行动敬礼，比如，兴起纪实小说、口述历史、民族志描述等。当前，新闻业管辖权受到的挑战来自非专业竞争：网络兴起、技术赋权、人人传播“生活是怎么样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叙事可信被自我冷落，信息可信原优势不再，陷入非专业竞争的汪洋大海，探头探脑挣扎。
明确挑战所致，急需重建专业权威——以专业应对非专业。信息可信优势不再，唯有重建叙事可信，从叙事匮乏走向叙事复兴。复兴，是事实洪流而非书斋呼吁，全球理论和实践在汇流。
以实践为动力——对叙事匮乏的不满，有不可胜数的反抗，欧美“新新闻”浪潮几落几起。只说近10年，全球兴起“非虚构写作”，中国，愈来愈重视“讲故事”。以理论为指引——作为学科的“叙事学”，提供分析叙事的专业思路和概念，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
仅中国，我们就有《新闻叙事学》（曾庆香，2005年）、《叙事传播：故事/人文观点》（臧国仁、蔡琰，2017年）等论著。只听叙事学说：“叙事的特点就是确信。它存在于确定性当中：此事发生然后彼事发生；此事发生，是因为彼事；此事发生，它与彼事有关。”“叙事回避抽象而兴于具体。它聚焦于特殊而不是一般。”这不就是新闻特征吗？报道事件化，事件人物化，人物性格化；写典型人物的一生，不如写典型人物一天。
再听：就叙事性而言，明显的过去，比可能的未来，或有条件的当前更好：“‘它确实发生了’比‘它可能发生’‘它将要发生’或‘它能够发生’有更多叙事性。”[7]这不就是非虚构叙事（确实发生），比小说电影（可能发生）、科学预言（将要发生）或理论推导（能够发生），更能通过叙事性建立权威吗？
二、现代化可信叙事人
叙事复兴，放入当前社会历史语境中，尤其凸显重要性与紧迫性。中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要求新闻界成为中国现代化可信叙事人。
从当前到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是首要国家议程，也是首要新闻议程。叙事复兴，是重建新闻权威；中国现代化叙事，是议程设置+新闻权威=主流新闻权威。之所以重要，因为叙事性认知的普遍性；之所以紧迫，因为反常叙事的跨国传播。
（一）叙事性认知
科恩有句名言：媒介告诉受众“怎样想”可能不成功，但告诉“想什么”却很成功，点明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缺陷。后者不断为自己辩护，但总是说服力不强。引入“叙事性认知”，叙事就引导“怎么想”。
20世纪80年代，全球发生了叙事转向（narrativeturn）——重视叙事及其社会意义，引来众多学科的研究。叙事转向的心理学领军人物是杰罗姆·布鲁纳，西方长期认为，叙事仅表达感情，与理性、真理无关；他一反传统，把叙事定位到认知，论证叙事是正当的认知方式。
布鲁纳把人类认知区分为两种模式：范式思维与叙事思维。前者为自然科学所倚重，后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更常见。范式思维寻找科学定律，叙事思维在描述事件时，更侧重从人性化层面关注主体的行动及其后果。两者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人类经验，解释或建构现实世界。它们互相补充，没有孰优孰劣，也不能将一种还原为另一种。
叙事性认知，指向人类行动的理解，其魅力在于，它是行为主体和意向性的契合。行为主体为某个缘由或目标而做某事——他/她相信x，想要y，并试图去做z。成熟故事都有“两种风景”。一是行为的风景：行为参与者、意图或目标、情境、意义等；二是意识的风景：行为参与者所知、所想和所感，或者其所不知、所不想和感觉不到的。
好故事不仅叙述“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叙述发生之事的心理取向：精巧复杂的行动能力；不可避免的时间期限；心理操控与被操控；行为、情感和思想的整合；等等。[8]听到这里我们明白了，为“怎么想”辩护，议程设置理论为何底气不足？因为叙事匮乏，新闻侧重报道“发生了什么事”，缺少发生之事的心理取向。报道都缺乏怎么想，如何引导受众怎么想？
两种风景，好故事既有“怎么做”，又有“怎么想”，还有如此做和想的成功、挫折与替代。我们相信x，想要y，并试图去做z，行动成功，如何做z成为榜样；而外界变幻莫测，种种烦难使计划受挫，主体会克服障碍，想出替代手段z1、z2、z3、z4……以实现目标。而受众也会发现，z1、z2、z3、z4……各有利弊。因而，不管成功还是挫败，叙事都是再现人类经验的基本形式。
“叙事不是单纯的娱乐故事，而是人们解读世界并向自己及他人解释自身行为的结构。”具体到现代化叙事——我们相信中国现代化，想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新z1、z2、z3、z4……不管成功还是受挫，都是一个个“中国现代化是怎么样的”鲜活故事。国内，因为中国的巨国规模，“创新-扩散”或“挫折-警示”有巨国规模效应；国际，叙事性认知强调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表明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二）反常叙事
叙事性认知的普遍性，凸显重建新闻权威，尤其是主流新闻权威的重要性；反常叙事的跨国传播，从反面凸显重建新闻权威，尤其是主流新闻权威的紧迫性。正如有逻辑就有逻辑谬误，神经科学家研究“反常叙事”，诊断“叙事病”（叙事功能障碍）。
叙述不足——讲述摇摆不定、临时起意的故事；虚构症——编造与事实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的故事；精神分裂——幻想幻听奇妙而混乱的故事；自闭症——叙事中断或受阻，只能讲述大脑损伤之前的故事；消解叙述——无法按照行动发生的时间框架组织一个故事。
科学家认为，心理疾病是正常行为的极端形式，或正常人心智的小范围紊乱。正常人偶尔也讲述摇摆不定、临时兴起的故事；或转述故事时，为效果逼真而添油加醋，免不了少许虚构；只有当其持续而极端的存在，它才成为叙事病。
然而，互联网带来重大变化。正常人偶尔的、病人持续而极端的反常，通常只在特定人群中交流，随风而逝。但有了网络，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这些随意的言语行为已经变成了形式化的文字，这些文字一旦嵌入更大的公共经济领域，就会产生不同的价值。
以前随意表达的话语现在被释放到公共领域，在那里它们可以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反常叙事产生了价值，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价值。较大众化的是经济价值：反常才惹眼球，惹眼球才有流量，流量才收割真金白银，就有人把反常叙事“专业化”。那些假信息（虚构症）、阴谋论（幻想幻听）、信息茧房（自闭症）、碎片叙事（叙述不足或消解叙述）……往往不是病人犯病，而是聪明人（或组织）出于利益的算计行为，或利用病人的反常叙事，以水军（人工+机器）推波助澜的算计行为。
这种行为，甚至跨越国界。2016年美国大选，不少媒体关注马其顿共和国的小城韦莱斯。那里有一批辍学少年办了个网站，传播美国大选的虚假叙事，像“希拉里·克林顿被起诉”或“教皇声明支持特朗普”之类，假新闻传回美国，巨大流量为少年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这些少年对美国政治没兴趣，而对自己喝香槟和开宝马有兴趣。
马其顿的反常叙事，为何在美国广泛传播？因为新闻权威失灵，不信媒体信网络。恩格斯早就论述过，缺乏权威就是混乱。叙事性认知被削弱，反常叙事就猖獗。这种猖獗发生在中国尤其危险。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开篇即强调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翻看世界地图，全欧洲和南北美洲住着10多亿人，这10多亿人生活在大约50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10多亿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全世界中学生都是熟悉的，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它的含义做过分析。”
只从叙事分析，这个巨大的时空统一体，假如主流叙事缺乏权威，假如反常叙事成为常态，假如假信息、阴谋论、信息茧房、碎片叙事、消解叙述……跨国猖獗；10多亿人，万一不幸有“10多个”互不相容、尖锐对立的“怎么想”叙事，鸡同鸭讲、公婆各说、吃瓜尖叫，故事越讲越假，真相越辩越昏，给人浑水摸鱼，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现代化叙事星座
以主流叙事压倒反常叙事，引入叙事星座。罗伯特·希勒说：叙事星座比单一叙事更有影响力。星座是叙事因某个基本概念组合在一起，有几颗主恒星，还有数千颗或数百万颗小星星。
中国现代化叙事星座，有两大恒星群，即现代化的宏观与微观。微观是日常生活，中国百姓日常生活有十二支柱：衣食住行、性健寿娱、学（教育）劳（就业）权（权利）保（环保）；那是“亲密新闻”的世界。宏观是社会变革，各地社会变革有六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人；那是“发展报道”的世界。以本地“第一要务”为核心的六大发展报道，以百姓“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十二大亲密新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主流新闻。
希勒论叙事星座的功能。首先，星座叙事互相提升可信度。一则叙事的可信依赖于其他叙事，有系列叙事为背景，使当前叙事显得合理。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等发展，让百姓生活质量改善显得合理，反之亦然。亲密新闻与发展报道，互相借势传播。
其次，星座叙事有低遗忘率和高再生率。孤立叙事遗忘率高，其不属于任何星座，大多转瞬即逝。星座叙事遗忘率低，原因之一是高再生率，以前的星座旧事被重新提起，旧闻因新闻由头重新成为新闻。再次，星座的边界不时重新绘制。六大发展报道，十二大亲密新闻，是“当前”的恒星群，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展，当然会有变化，新星的加入，越发星光灿烂。
最后，星座借主流信念提升传播率。希勒所谓“叙事星座”，就是常讲的“宏大叙事”，他说“宏大”不易解释简单故事在大众中的传播，他宁肯用“星座”。既然实质相同，宏大叙事，总蕴含单一而融贯的历史信念，那是超越个别历史的“大历史”。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就是大历史。现代化，是生命力极强的主流信念，能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认同。相反，“与主流思想对立的叙事就可能只有较低的传播率，也就不会流行起来”。
（四）客观性夯实可信
在中国和西方主要语言中，“新闻”有双重内涵：事实与报道。就报道论，我们旗帜鲜明地承认叙事的力量；就事实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尤其全球假信息泛滥如洪水，动摇客观性，不仅否定新闻权威，更从根柢上否定了新闻的合法性。现代化叙事，是讲述“中国现代化是怎么样的”，要以客观性夯实可信。
客观性在新闻学中也争论不休，“如何”夯实，借助他山之石。阿兰·梅吉尔论当代学术语境下，历史学有四种不同内涵的客观性：绝对的，如实表征外在对象；学科的，学科对客观性的共识；互动的，对象在主客体互动中建构起来；程序的，不带个人色彩的方法。[16]新闻与历史不同，有“采访”环节夯实客观性，新闻客观性落实于“采写双可信”。借鉴历史学，刷新“新闻客观性”的四种含义。
一是事实的客观性。彭刚教授说：历史事实有结构性和关联性。结构性是事实有不同的层次，大事实统御和包含着小事实，构成小事实的背景网络。新闻亦然，采访现在，是根据“期望的现在”（未来）和“以前的现在”（过去）而建构意义的。除极少例外，采访不是抓住“碰巧”的现在，然后讲一个故事；而是先有基本叙事，然后决定采访什么。采访与我们关于主流叙事的观念密不可分，我论述了采访向叙事升级，叙事型采访是讲好主流新闻故事的第一步。关联性是事实之间的联系，相关的重要史实，不是可以刻意回避或无意遗漏的。现代社会，失序不可避免，它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现代化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解放出来，也把人的利欲、贪欲、自我膨胀欲给释放出来，失序是发展的孪生兄弟。刻意回避，只会引发“难以置信”。
二是程序的客观性。客观性在新闻学的本义，是敦促建立一套查证事实的方法。记者免不了偏见，但方法可以做到客观。新闻业几百年，发展出一些防止报道沦为个人主观随意的方法，如信源交叉印证、叙事排斥虚构……这些程序和方法，是新闻界同行达成一致的重要途径。用梅吉尔的话说，它是“程序”的客观性，也是“学科”的客观性。
三是互动的客观性。记者的主体性建构客观性，同一事实，因记者的境界和技能的不同，建构有优劣高下之分。建构从采访开始。法拉奇说：“记者并不局限于发现事实。记者需要创造事实，至少要诱发出事实。在采访政治领导人时，我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并得到了回答。我创造出事实。”但这种创造，要受其他客观性的制约。“当他们说‘法拉奇，这一点不能写’，我就不写这一点。这是一种条约、一项协议。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窃取语言的小偷吗？”
四是实践的客观性。从采到写（叙事），普遍存在“叙事简化”。记者要给受众讲一个干净利索、首尾一贯的故事，无不对实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加以简化。简化不当，更成“叙事偏差”。而采访对象，都有不同的实践紧迫感，要应对自身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唯上、唯书都不行，只有唯实，他/她遵从实践的逻辑。明确实践逻辑与叙事简化的矛盾，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生成（becoming），总是比报道的存在（being）丰满得多，总有实践成分无法为报道文本所包含，这是实践的客观性。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过去，重新阐释以前的文本，重新注意以前忽视的现象——新文思、新故事迸涌而出！
以上四种客观性互相制约和补充，充满张力地夯实叙事的可信，并通过采写的无限循环落实。公众对媒体的新闻叙事产生信赖，大事看大报大台，就是新闻权威。把“中国现代化是怎么样的”，采写成一个个不断“生成”的可信故事，以叙事性认知凝聚共识，把反常叙事排挤到边缘，就是主流新闻权威。叙事复兴，既是新闻权威的专业重建，更是瞄准现代化可信叙事人的目标，让主流新闻权威与现代化中国一起成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传统媒体升级化转型路径研究”（20FXWB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杂志2022年第3期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如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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